金爵奖评委会主席论坛上，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左）与马可·穆勒（右）展开对谈。 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 摄　　

　　昨天上午的金爵奖评委会主席论坛上，85岁的波兰导演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与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前主席马可·穆勒展开了一个半小时的对谈，回顾他自1960年以来长达63年的创作历程。从出道即巅峰的“东欧戈达尔”到旅居洛杉矶17年的画家，又在70岁时回归电影，斯科利莫夫斯基分享了他在不同阶段的创作心得：导演是一份需要燃烧热情的工作，要敢冒风险地尝试新的路径，包括面对观众，要把电影当作一场既挑战观众又相互合作的游戏。

　　东欧电影新浪潮中涌现的“斜杠青年”

　　马可·穆勒形容年轻时的斯科利莫夫斯基是1960年代东欧电影新浪潮中涌现的“斜杠青年”，他多才多艺，是波兰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能写会画，兼做轻量级拳击手，最后进了千里挑一的波兰罗兹电影学院。斯科利莫夫斯基表示那些都是年少轻狂的往事，他谦称自己在20岁时，写小说平平无奇，画画三心二意，打拳击输多赢少，“电影是我成为艺术家的最后机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是我唯一做成的事”。

　　斯科利莫夫斯基用“不可思议的幸运和奇迹”描述他入行的经过。最初只是导演安杰伊·瓦伊达偶然地给他看《无罪的律师》初稿剧本，瓦伊达不介意他近乎无礼地评断“这写得太差劲了”，还让他自由发挥地改一稿。“我用了五六个小时，大刀阔斧地改写剧本，第二天瓦伊达看了说很好，我心想，写剧本不难啊！”随后他决定报考罗兹电影学院，同一年导演系的报名人数多达2000人，“经过长达两周的淘汰考试，我看着留下的候选人从几十个到十几个，最后录取三人，而我竟然是其中之一，那就是个奇迹。”

　　以波兰电影行业当时的行规，罗兹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毕业生一律从第三副导演做起，两到三年后升任第二副导演，如果一切顺利，基本在毕业十年后获得独立执导的机会。斯科利莫夫斯基不甘心在波兰国家电影制片体系里等到30岁以后才有机会独立创作，他决定把校内作业拍成他的第一部长片，这就是完成于1965年的《轻取》。这部处女作长片集中了青年创作的诸多特点：导演身兼编剧，立足于他所熟悉的、微小的人物，带着半自传色彩，情感、分享欲和创作冲动如蓄满亟待开闸的水坝。影片的主角是一个对自我状态不满意的年轻人，憧憬着在生活中主动作出剧变的抉择，由于涉及拳击比赛，难以找到胜任的演员，结果导演亲自出演了这个角色。这部校内习作成了斯科利莫夫斯基的毕业作品，不仅让他顺利从罗兹电影学院毕业，也加速度地略过第三副导、第二副导的长年铺垫，成为东欧新浪潮中备受关注的新人。影片在纽约放映后，美国的制片人和影评人们评价：“这是东欧的戈达尔。”

　　马可·穆勒谈到，斯科利莫夫斯基早期作品带来的突破力和爆发力在于极有个人风格的镜头语言，他创造性地使用大量长镜头探索角色的潜意识和梦境，他用绝对电影化的手法再现人物内在的、不可见的精神世界，而非外部世界的具体行动，这种创作方法对同时代和后续欧洲艺术电影的影响长达二三十年。斯科利莫夫斯基却强调，他不是1960年代东欧新电影运动中的孤案：“1960年代罗兹电影学院和波兰电影界的创作氛围塑造了我，当时的大环境充满了探索感，大家都勇于革新拍摄方法，尝试复杂的长镜头，给电影带去了崭新的风貌，我们因此拥有了许多奇妙的作品。”

　　“不要重复自己，要做从前没做过的”

　　从1991年到2008年间，斯科利莫夫斯基旅居洛杉矶，专职于绘画，在17年间没有拍摄任何电影。回忆这段过往，他说，当他回顾30年的导演履历，拍摄了20部电影，自认为其中的一半乏善可陈，另有三五部“糟糕透顶”，他真正满意的也就三五部。他按下职业暂停键时，设想放个一两年的长假，也试着严肃地对待一直以来作为兴趣的“绘画”。但他用了比预想长久得多的时间，才重燃了导演的热情，这个“长假”持续了17年。2008年，斯科利莫夫斯基执导《与安娜的四个夜晚》时，他说：“我带着新的创作观念和方法回归了电影，感觉自己像一个刚入行的年轻导演。”

　　历数他在70岁以后的作品，在《与安娜的四个夜晚》《必要的杀戮》和《驴叫》这些电影里，斯克利莫夫斯基认为，比起成功，他更愿意冒险，“导演应该在拍摄中保持寻找新的事物，从一部作品到下一部，不要重复自己，要做从前没做过的”。拍《必要的杀戮》时，他试着创造一个“失去语言的男主角”，于是让文森特·加洛扮演一个遭遇美军羁押后逃逸的阿富汗人，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失去语言、失去身份，只剩下生物本能的“活着”的渴望。男主角没有任何台词，甚至发不出像样的、人类的声音，影片的大部分情境是在大雪封山的密林中，天地寂静，“我试了试，结果证明电影的确用不着那么多的台词和声音”。

　　去年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审团奖的《驴叫》，进一步地让电影远离人间，主角是一头毛驴，甚至连视角都是从毛驴的双眼去“看”。“我这个年纪，实在受够了传统的叙事方式，我想，为什么不能抛弃以人为主体的叙事呢？为什么不能代入动物的视角来表达人类理性所不能触及的感受呢？”当他在乡下勘景找到后来成为影片主角的小毛驴时，他看着它的眼睛，在里面看到了“深深的易感性和生活的全部模样”，他拍摄《驴叫》，是尝试用电影的方式表达对自然的尊重，和天地万物共情。

　　斯科利莫夫斯基晚年的这些电影都是“反常规”的作品，情节极简，台词很少，影片的美学气质和趣味都和主流商业制作相去甚远。对此，这位老导演比新锐的年轻人更大胆地宣告：“导演要有挑战观众的勇气。为什么喋喋不休事无巨细地交代呢？他们不需要被告知所有的情节和行动，不需要被灌输，应该尊重他们的主动性，允许他们收集细节。这本应是观众和创作者之间的默契，电影的本质是一场银幕内外相互合作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