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在“焦点影人”单元聚焦了新加坡导演陈哲艺。中国影迷或许对他并不陌生：2013年他凭借处女作《爸妈不在家》黑马出道，一举拿下戛纳金摄影机奖，跃升为最受关注的亚洲新导演；第二部作品《热带雨》却在时隔六年后才姗姗而至，并在平遥国际电影展收获了三项荣誉。

　　对于陈哲艺来说，今年又是个硕果累累的年份。他完成了全国际班底的第一部英语长片——《漂流人生》。影片讲述利比亚难民流浪爱琴海畔的故事，首映于美国圣丹斯，并与前两部作品一起亮相北京国际电影节。与此同时，他与周冬雨、刘昊然、屈楚萧合作的中国电影《燃冬》，入围了今年戛纳电影节的“一种关注”单元。

　　我们很好奇陈哲艺如何在保留自身视角的同时，在不同产业环境、不同地域文化中持续创作，也想知道他作为华语创作的新力量，如何融入中国电影市场。《燃冬》会打响这一枪吗？

　　《燃冬》之后，我感到自由了

　　北青艺评：《爸妈不在家》完成十年了，最近一次重看这部作品是什么时候？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陈哲艺：最近一次重看是在2019年。那次放映《爸妈不在家》最特别的是，片中饰演妈妈的演员杨雁雁带她的女儿来看。因为在结尾部分，雁雁生产的那场戏是真实的。那是由我掌机拍摄的，诞生的正是这个孩子。我和这部电影，有幸成为她生命的第一个见证者，很奇妙。

　　当时我坐在电影院里，听着观众的笑声，觉得过了多年后，《爸妈不在家》还有它的感染力。再看时，我感觉它还是很完整，没有感到尴尬，也没有重新发现太多遗憾。电影见证了我、雁雁和家乐的成长。现在我们正一起筹备第三个新加坡故事《我们都是陌生人》。

　　北青艺评：《漂流人生》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燃冬》也入围了今年的戛纳，在网上还看到你在筹备其他项目。这么高产，是主动加快了创作步伐吗？

　　陈哲艺：主要是疫情改变了我整个儿的创作节奏。疫情那阵子，坦白说我面临很大的存在危机。全球电影院陆续倒闭，很多电影从业者失去工作，或者转向线上平台。我好奇接下来大家还会去看电影吗？当然我对电影的力量还是深信不疑。可是当影院重开后，会不会都是动作片、类型片，这样所谓的大制作比较受欢迎？我这类相对用较克制、温柔的方式拍电影的导演，还能够存在吗？还有人愿意花钱到电影院来看我的作品吗？

　　很庆幸的是，那时候美国发行公司NEON刚好找我拍摄短片，希望鼓励全球电影工业重新启动。我觉得拍那个短片拯救了我，真的。虽然拍摄《隔爱》的条件是很艰苦的，比我学生时期拍短片的预算更少，而且是远程拍摄。但我突然重新意识到，不用很多时间、金钱、资源，也可以完成一个好作品。这也是短片集项目本身想要提出的问题，在没有资源和艰难的困境下，电影人是否能继续创作？

　　不能出门地宅了两三年，反而有好几个项目发展成型，而且同时进入了拍摄期。在家休息了那么久，我也很想证明自己还懂得拍电影，我还是个“电影人”。

　　所以《燃冬》的整个过程特别快，有不少即兴的成分。准备过程中，我也意识到只要自己把功底练好，剧本、叙事、镜头的技术达到一定成熟度，自己是可以解放出来的。当然，还是会焦虑，开始时也害怕，但我发现不是非得要耗个好几年打磨剧本，把每个字都落得精确才能行动。这一次的经历，让我感到解放了，自由了。

　　在乎生活中细微的点点滴滴

　　北青艺评：但在不熟悉的文化与异国的产业环境里，创作的挑战不会更大吗？创作英语片和在新加坡之外创作中文电影的差异在哪里？

　　陈哲艺：最近两部作品、两个故事我都完全是以外国人、外来者的身份来介入创作的。像在希腊，我是现场唯一的亚洲面孔，很特别的工作环境，心里其实有一点小骄傲。我庆幸自己在新加坡长大，比较适应穿梭在不同语境之间，再加上在国外生活了很久的时间，所以对不同文化的融入也比较容易。

　　创作《漂流人生》和《燃冬》最大的差别，可能在于两部影片的制作规模和团队。像拍《漂流人生》，能够执导英语片我很激动，我的制片人拿过奥斯卡，摄影克里斯特尔·富尼尔长期与瑟琳·席安玛（《燃烧女子的肖像》）合作，副导演一直为阿萨亚斯做执行。工作人员都很专业、有效率。但剧组规模其实很小，只有40个工作人员。以前就听说中国制作班底很大，像《燃冬》剧组就有100多个工作人员。

　　而且在欧洲拍摄有点像在办公室上班，需要双休。之前的访谈里我曾经说过《热带雨》的最后一场戏我拍过33条，但《漂流人生》最多只拍3条。常常天色还很亮，执行导演就会跟我讲，“导演，我们不能再拍了”。你可以想象作为一个导演，看到明明还有很多日光，却不能够多拍一条、多拍一场戏的感觉。而在中国拍摄，调度空间就比较大，作为导演确实感到好自由。所有工作人员由始至终都会全力配合，完成导演想要的东西。

　　北青艺评：谈到差异，你的前两部作品都基于家庭日常的生活，新作《漂流人生》中，人物的处境非常特殊，并涉及到巨大的历史暴力。但观众会发现，导演处理上的日常化倾向似乎更为明显了。

　　陈哲艺：如果看过我过去的三个片子，不难发现最重要的都是细节，我很在乎生活中细微的点点滴滴。陈哲艺的电影永远不会为了要追逐戏剧冲突而去炒作，特意去营造很大的惊喜或者反转。我总是从人物出发，尊重地、克制地去关怀人物。大家接下来会看到，这一点在《燃冬》中也是一样的。

　　回头再看这些作品，我发现都是在讲述陌生人跨越身份、国家、文化背景等差异，在短时间内建立了深厚的情感。例如，《爸妈不在家》是讲10岁的新加坡华人小孩和菲佣；《热带雨》是讲中学生和遭遇婚姻困境的老师。我总是再回到这个母题，即使在处理一位非洲人的故事，仍然保持了同样的关怀。《燃冬》则是描述三个原本不属于延吉的年轻人，在那里相识相知，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了情感。

　　外来者视角

　　北青艺评：内核好像是一种非刺激导向的情感冒险吗？为什么这么着迷这个母题，你认为这有某种东亚文化的渊源吗？

　　陈哲艺：我完全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想要对非血缘、非原生的关系做很深的探索和观察，而且我不确定接下来10年、20年……可能到我60岁，会有答案吗?我推理可能是因为自己总有陌生人的身份体验，不管生活在哪里，都能感觉到一种“格格不入”，感觉自己总像一个外来者——哪怕我在新加坡长大，在英国也已经生活了17年。我想，外来者视角会带来一些本国人看不到的东西。例如回到新加坡，“距离”能让我把视角放得更宽广。

　　新加坡的文化创作，有分东方和西方两派，道路不同，而我刚好身处中间。我受的教育比较国际化，但自己的养分又多来自于东方。和《漂流人生》一样，我也是一直在漂，一直在寻找。

　　北青艺评：这几年，你在中国的活动很多，无论是作为评委、展映影片还是亮相竞赛。对于很多观众来说，你不仅仅是外来做客的国际电影导演，在华语导演里也是一个格外亲切的创作者。

　　陈哲艺：在交流中我也意识到这一点，我自己是很意外的。新加坡的文化和语言不是一个纯中文的环境，我之前的电影里也都掺杂着其他的文化和语言，但大家还是对我想传递的情感有那么深的感触，为我的作品打气、宣传、呼吁。我是很感动的。令我惊讶的是，一些中国观众可能比一些新加坡观众，更能理解我的作品和创作态度。